【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

作者：劉秀萍（北京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政治經濟學轉向”對于馬克思一生思想的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馬克思大學期間的專業是法學，同時致力于文學創作和哲學研究，還特別重視歷史學習，這些構成其思想起源期的學科背景和知識資源。之后，馬克思的思想發生了“政治經濟學轉向”，從而以深刻的資本批判確立起其在哲學界的卓越歷史地位，這也是18世紀以來經濟學研究的重大課題。對于馬克思的這一思想轉向，恩格斯起了關鍵性的促進作用。

恩格斯早期對資本社會的觀察和思考

200年前，恩格斯出生在普魯士萊茵省的巴門市。他天資聰穎，飽讀詩書，善于觀察和思考問題，從小對家鄉伍珀河流域的社會狀況和不平等的現實就有深刻的體會。按照經商的父親的規劃，他高中沒有畢業就進入了家族公司，后來又被派往當時德國最大的商港之一不來梅習商，1842年更被安排出國，到曼徹斯特去學習英國先進的經商方法。這些經歷讓恩格斯發現，即使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工人與資產者的生活境況卻有天壤之別，他們各自居住的區域被嚴格地分開，屬于資產者階層的人如果只是出去辦自己的事或散步，是一次也不會走進工人區的。但是，當恩格斯下班后特地進入到工人區，那里的破敗和骯臟、工人惡劣的工作環境乃至各種各樣的致殘、致死事件都會赫然呈現在眼前。他強烈地感受到，資產者只是為金錢而存在的，他們只有將同為人類的工人置于非人的、牲畜般的生存境況下，盡一切可能進行壓榨，才能不斷滿足其無盡的欲望。

隨著觀察的深入，恩格斯由出于人道主義的道德義憤上升到對歷史發展和資本所主宰的社會整體結構的反思。1843年9月到1845年3月，他先后完成了《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英國狀況》《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等著述，他清楚地意識到：“迄今為止在歷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實，至少在現代世界中是一個決定性的歷史力量；這些經濟事實形成了產生現代階級對立的基礎；這些階級對立，在它們因大工業而得到充分發展的國家里，因而特別是在英國，又是政黨形成的基礎，黨派斗爭的基礎，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礎。”在當時，這種對資本社會的透視是非常獨到和深刻的。

恩格斯為馬克思解決“苦惱的疑問”提供了思路

早于恩格斯兩年出生的馬克思，從小受到啟蒙主義、理性主義的熏陶，大學階段又受到青年黑格爾派自我意識哲學的影響。之后，在為《萊茵報》撰稿和參與編務的過程中，他遭逢了諸如“林木盜竊法”“摩澤爾地區貧困問題”等現實事件，看到了現實的物質利益對不同等級的個人的立場、言論和行為的支配，由此產生了“苦惱的疑問”：在一個為不義和異己的利益所支配、國家淪為私人利益工具的世界里，普遍的自由何以可能？為了解答上述問題，馬克思一方面在《克羅茨納赫筆記》中通過對各國政治演進歷史的考察，探究了所有制、階級、國家和法及其在社會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試圖通過對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的研讀，思考政治國家的異化及其揚棄。這些探索雖然讓馬克思意識到，是“市民社會決定政治國家，而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但是對“市民社會”特別是其中的經濟關系的狀況和實質，他還沒有深切的理解。

在籌辦《德法年鑒》過程中，馬克思讀到了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這篇文章不僅指明了政治經濟學研究對于探究當代資本主義的重要性，更考察了這門科學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同時站在新的立場上透析了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范疇。恩格斯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產生是商業擴展的結果，而政治經濟學的演變過程是同商業和私有制的發展相聯系的。以往的國民經濟學從某種程度上揭示了資本社會的要素及其機制，但掩蓋了資產者對勞動人民的掠奪。為此，恩格斯重新審視了政治經濟學的內容，分析了經濟危機等問題。

恩格斯這篇在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方面內容豐富而有獨創性的著作”給馬克思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不僅在《德法年鑒》上刊出了恩格斯的文章，在《巴黎筆記》中做了專門摘錄，更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的序言中給予了高度評價。如果說過去在諸如對關于林木盜竊法辯論的分析中，馬克思也曾經意識到研究經濟學的必要性，那么，恩格斯的論著既讓他感到這種研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更直接促成了他的“政治經濟學轉向”。

恩格斯為馬克思最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拓寬了視野

不僅如此，恩格斯早期的觀察和思考還為馬克思最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拓寬了視野。

馬克思是在1843年10月開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他從主要摘錄他人著述的《巴黎筆記》著手，逐步過渡到初步闡明其主張和觀點的《手稿》的寫作，這是他在這一領域的入門之作。1844年8月底到9月初，恩格斯與馬克思在巴黎見面，朝夕相處了10天，就各自的思考展開了極其詳盡的交流和討論。那時，恩格斯的《英國狀況》已經發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也醞釀成熟，馬上要進入寫作狀態，恩格斯將其主要思想乃至結構設計告知了馬克思，致使《手稿》所討論的問題及其觀點與恩格斯的著述產生了關聯。

其一，《手稿》自謂是以批判國民經濟學、建立自己的政治經濟學說為目的的，這一意旨受益于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恩格斯認為，經濟學在18世紀發生了革命，但新的經濟學即以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為基礎的自由貿易體系只前進了半步，因為它“沒有想去過問私有制的合理性的問題”。在《手稿》中，馬克思沿著恩格斯的思路指出，“國民經濟學從私有財產的事實出發。它沒有給我們說明這個事實”，“沒有指明這些規律是怎樣從私有財產的本質中產生出來的”，而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則要“從當前的國民經濟的事實出發”，以超越國民經濟學。

其二，《手稿》充滿了對處于異化狀態下的工人處境的同情和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期待，而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為此提供了大量感性的材料。英國是資本運作最典型的國家，工人階級的貧困和痛苦也表現得最為完備。恩格斯用21個月的時間進行了“親身觀察”，并從英國的報紙和書籍中搜集到了完整的、必要的“可靠材料”，據此寫成了這部名著。而《手稿》在此基礎上引入了“異化”概念，對工人階級的生存狀況作出了更深入的分析，認為工人以工資為收入形式的“謀生勞動”是強制性的而非自愿的、作為人的享受的勞動，即“異化勞動”。這就決定了無論社會處于衰落狀態還是增長狀態，工人的宿命只能是持續不變的貧困，進而馬克思指出，要改變工人的生存狀況，就要消滅勞動的異化。

其三，貫穿《手稿》的主線是對私有財產的批判，但這種批判是以客觀地理解私有財產的歷史作用為前提的，這與《英國狀況》中恩格斯的思路相當吻合。恩格斯認為，18世紀的資本主義是人類從基督教造成的那種分裂渙散的狀態中聯合起來、聚集起來的世紀，雖然沒有解決貫穿于人類歷史的對立，但卻使對立的雙方在針鋒相對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而這恰恰是消滅對立、走上解放道路的必要步驟。《手稿》中承襲了這個思路，馬克思指出，“自我異化的揚棄同自我異化走的是同一條道路”，這是一條否定之否定的發展之路。在人類歷史的發展中，資本主義私有制以財富的形式感性地呈現出以往人類發展的成果，而共產主義的實現就是對私有財產造成的人的異化狀態的揚棄，是人的本質的真正實現。

以上的梳理和分析表明，恩格斯對社會具體問題的細致觀察、對實證材料的高度重視，為思想起源期的馬克思所關注和吸收。這不僅有助于解答其“苦惱的疑問”，更預示著，在這一基礎上，擅長哲學思考和理論分析的馬克思必然把對“資本”問題的探究引向深入。

《光明日報》（ 2020年07月06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