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曾深情地說：“我多次讀方志敏烈士在獄中寫下的《清貧》。那里面表達了老一輩共產黨人的愛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窮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樂，什么是革命者的偉大信仰，人到底怎樣活著才有價值，每次讀都受到啟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我們黨早期很多有才華的烈士犧牲于反動派的屠刀之下，至今想來，仍然令人扼腕嘆息，心緒難平。方志敏烈士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性人物。方志敏烈士的《清貧》一文，以其清麗樸實的文筆，入木三分的剖析，舍身為國的情懷，留給后人無盡的震撼和懷念。

此文寫于獄中，即南昌軍法處看守所，時間是1935年5月26日。此文的主題是共產黨員的清貧，并從他本人戰敗被俘的一個場景，談到共產黨與國民黨的不同，共產黨和過去一切舊社會的統治階級的不同。文章不長，短短八百字，微言大義，無比豪邁，帶有結論性、方向性。文中的判斷跨越時空，至今仍不過時。

讀《清貧》，首先能讀出方志敏烈士對黨的性質的明確認知。共產黨是干什么的，與國民黨有何不同？在烈士思想中是無比清晰的。當兩個國方士兵在他身上急于搜出什么金銀來時，烈士正告他們:“我不比你們國民黨當官的，個個都有錢，我今天確實是一個銅板也沒有，我們革命不是為了發財啦！。”烈士不惜犧牲生命走上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道路，既有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也有對腐敗的國民黨的徹底的失望。事實也正是這樣，兩個國民黨士兵企圖發洋財的丑惡的舉動，也無意中揭示了國民黨的腐敗已經是一個無處不在的普遍現象了。反觀我們黨，對于黨自身以及人民軍隊從一開始就有著嚴格的紀律要求。早在1929年12月古田會議的決議中，對于“新分子入黨條件”的一個明確要求是“沒有發洋財的觀念”。這是兩支軍隊的不同，在根本上是兩個黨的不同。

讀《清貧》，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是，《清貧》在今天還有他的社會政治價值嗎？如果有，那么是什么？也有的人有些不耐煩地說，不要再談那些了，《清貧》那些已經是過去的事了，現在都什么時代了?難道現在還要提倡清貧嗎？

我想說，當然要！這個問題不容回避，也必須說清楚。現實一再證明：思想的模糊，往往招致輿論的被動；立場的含混，必然帶來陣地的丟失。

《清貧》一文中倡導的共產黨員要甘于清貧的思想并沒有過時。不僅在奪取政權的革命斗爭中，共產黨員要堅守清貧，即使是今天在物質財富比較豐富的條件下，共產黨員尤其是黨的領導干部，同樣要提倡甘于清貧，杜絕奢侈，舍己為公，清正廉潔，這是黨的先進性和共產黨員的黨性所決定的。共產黨是以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為目標的政黨，是為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奮斗的黨，黨除了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私利，這是和共產黨員的黨性要求完全一致的。這就決定了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建設和改革年代，黨員是把舍己為公、清正廉潔作為自己的安身立命的修身準則的，黨員的社會政治屬性決定了他的價值觀和關注點在于黨和人民的事業而不是個人的生活享樂，因此，和一般群眾相比，相對于他所在的時代而言，（強調這一點是必要的，因為隨著時代的進步，整體社會生活標準的提高是必然的，也是應該的，更是我們黨所追求的）他的生活應該是清貧的。常識告訴我們，享樂必須要有物質的基礎，干部一旦追求享樂，必然衍生腐敗。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當官就不要發財，想發財就不要當官。”這是對領導干部要安守“清貧”的諄諄教導。當然，清貧不等于在物質上“一無所有”，不等于貧窮，也不等于沒有必要的物質生活條件保障，只是強調共產黨員不應提倡追求個人的生活享受。清貧是一個共產黨員在物質追求上的自我抑制與精神追求上豐富飽滿的辯證統一體。一個共產黨員，如果他不從思想上解決對清貧的認識與任知的問題，不解決這個事關黨性的問題，他就無法根本消除腐敗的內在思想動因，就無法根本解決世界觀的問題。他偶爾可能會被別人的崇高理想或某一高尚的行為所感動，“激動了一陣子”，但卻永遠無法做到“震撼一輩子”。

常常有人在談到清貧思想時，把黨員領導干部和群眾混為一談，這也是造成很多認識混亂的原因之一。我們提倡清貧，是對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而言的，不是對群眾的。群眾對生活品質、物質享受的追求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即使是一般群眾，奢侈浪費也是要杜絕的。這又涉及到人類與自然的倫理關系。作為黨員領導干部，既然當官，就要安于清貧，不復再有求田問舍之志，否則就不要當官從政，這本質上雖屬于個人選擇的范疇，但是一旦選定，就無法再選了。心猿意馬不行，“身在曹營心在漢”同樣不行。這方面倒不妨看看日本學者中野孝次的《清新思想》一書，中野先生的這部帶有哲學隨筆性質的書，提出了緩解日本后現代社會煩躁的思想路徑。中野先生的這本書立足日本傳統文化，纏帶著濃濃的佛性在內，強調的是心靈的清凈，和我們在世界觀上有著本質區別，對此我們要清醒。但是，僅在解決本心這一點上還是不乏借鑒意義的。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進修一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