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外逃27年的金融領域職務犯罪嫌疑人鄒文海回國投案，并主動退繳贓款；5月31日，“紅通人員”強濤、李建東在緬甸落網并被遣返回中國；4月28日，“紅通人員”胡亦品在越南被緝捕并遣返……

近年來，我國不斷加強國際司法執法合作，綜合運用引渡、遣返、境外緝捕、異地追訴等法律手段，一大批外逃人員和贓款被依法依規追回。

堅持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是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工作的鮮明特色。黨的十八大以來，在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我國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完善追逃追贓法律法規，推動與更多國家簽署引渡條約和司法協助條約，織密國際執法合作網絡，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法律制度體系逐步健全完善，規范化法治化水平不斷提升。

2018年3月，監察法公布施行，明確國家監委統籌協調反腐敗國際合作。繼監察法后，2018年10月公布施行的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確立刑事缺席審判制度，對外逃人員形成法律威懾。2018年10月施行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規范和完善了我國刑事司法協助體制，明確將國家監委列為開展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主管機關之一，促進對外司法協助更加有效開展。最高法、最高檢出臺違法所得沒收程序司法解釋，推動各地充分運用該程序依法追繳外逃人員贓款。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制定《紀檢監察機關辦理反腐敗追逃追贓等涉外案件規定（試行）》，要求依法開展調查取證、采取有關措施，明確規定需要派人赴境外開展勸返、調查取證等工作的，應當嚴格履行審批程序，由中央有關部門與外方有關機構進行溝通協調，以雙方認可的方式實施。

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制定出臺，使我國基本建立起與《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相銜接、較為完備的反腐敗法律法規體系，為紀檢監察機關加強國際追逃追贓提供了更完善的法律依據和更可靠的程序保障。

“監察法的制定出臺，為紀檢監察機關開展反腐敗國際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據。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的出臺和缺席審判制度、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建立，充分釋放出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強烈信號，有力推動了國際追逃追贓工作向縱深發展。”北京科技大學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偉表示。

依據監察法和有關法律法規，國家監委積極與外方開展反腐敗執法合作。2019年，國家監委與菲律賓總統反腐敗委員會開展執法合作，將江蘇省紙聯再生資源有限公司原總經理謝浩杰緝捕并遣返。國家監委會同公安部，首次開展外逃職務犯罪嫌疑人集中緝捕行動，與柬埔寨警方開展執法合作，將4名逃犯緝捕歸案。運用違法所得沒收程序，依法沒收“百名紅通人員”、廣西桂林地區物資局原副局長黃艷蘭在上海的23套房產及相關收益，總價值約2.5億元；依法沒收湖南基礎建設投資集團原董事長彭旭峰在境內及轉移到4個國家的違法所得，總價值約1.5億元。

涉外法律體系不斷完善的同時，我國積極參與全球反腐敗治理，建立信息共享、聯合調查、能力建設等合作機制，雙邊司法執法合作不斷深化，反腐敗執法合作條約體系進一步完善。

截至目前，在國家監委與外交部等部門的共同努力下，我國已與81個國家締結引渡條約、司法協助條約、資產返還與分享協定等共169項，與56個國家和地區簽署金融情報交換合作協議，初步構建起覆蓋各大洲和重點國家的反腐敗執法合作網絡。

國家監委成為《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刑事司法協助中方中央機關，依托該公約有效開展刑事司法協助等對外執法合作。

國家監委深化與聯合國反腐敗務實合作，首次與聯合國簽署反腐敗合作諒解備忘錄，先后與白俄羅斯、老撾、越南、阿根廷、澳大利亞、丹麥、泰國、菲律賓、哈薩克斯坦等9個國家反腐敗司法執法機構簽署了反腐敗執法合作諒解備忘錄，有力展示了中國全面依法治國良好形象，增進了國際社會對中國法治建設的認知認同和信任信心。

反腐敗國際合作涉及不同國家的法律制度。在開展國際司法執法合作實踐中，國家監委和地方各級監委嚴格按照規定權限、規則、程序辦事，依法調查外逃人員職務違法犯罪問題，依法提請有關機關采取調查措施，依法收集和固定證據材料，確保證據要件和標準符合我國和逃犯所在地的法律要求。

2018年，國家監委從保加利亞成功引渡“紅通人員”、浙江省新昌縣原常務副縣長姚錦旗。

“對姚錦旗的引渡適用了簡易引渡程序，正是因為被引渡方保加利亞認可我國的司法公正，以被引渡人的同意為前提，簡化了正式引渡中司法審查的程序。”G20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楊超分析，這體現了我國在引渡合作中堅持以相關法律和雙邊引渡條約為準繩，充分保障被引渡人的權利。

在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過程中，中國始終嚴格遵守對象國國內法、國際法和國際司法執法慣例，充分尊重其他國家法律制度和司法主權，嚴格按照多邊公約或雙邊協定提出請求、開展合作，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得到國際社會廣泛支持和充分肯定。“無論是楊秀珠還是許超凡、閆永明等外逃腐敗分子，中國都充分保障了被追回人員的合法權益，體現了中國嚴格按照《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和雙邊條約開展反腐敗國際合作的堅定態度。”宋偉表示。（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陸麗環）